亲子关系之争端主要在于厘清当事人间是否具有法律上之亲子关系，以及因此而衍生之权利义务而言。虽然亲子争端之种类可能有诸多型态，但主要关键在于鉴定当事人之间是否具有亲子血缘关系，以作为主张权利之依据，为配合此需要，台湾地区除大型医院外，甚至已出现专门检验DNA之鉴定中心，声称三日即可鉴定出结果D,足见亲子关系之争端已悄然发生在吾人之周遭。更近即有一颇受瞩目之案例，歌手齐秦与前女友所生之子一-伟伟（现已14岁），诉请法院请求齐秦给付抚养费用并请求其认领，该案经法院命令两造同赴调查局进行DNA亲子关系鉴定后，证明齐秦与伟伟之间的亲子关系确定率为99. 98% ,法院于收受DNA鉴定结果通知书后表示，本案事实关系已臻明确，当事人双方有必要先进行庭外调解，而齐秦亦当庭表示愿意抚养其子伟伟。按自然亲子关系之形成与消灭，原则上系以血统联络之有无为依据。案例中，齐秦与前女友在伟伟受胎期间并无婚姻关系存在，依《民法》第1063条第1项之规定，伟伟无法受到婚生推定效力所及，于身份关系上，属于齐秦的非婚生子女。换言之，伟伟与齐秦之间，仅存在事实。上的亲子关系，于法律上不生任何权利义务。依现行法，非婚生子女必须经由生父之任意认领或有生父抚育之事实者（《民法》第1065条第1项），始能成为生父的婚生子女；或于一定期限内，由非婚生子女或其生母或其法定代理人，请求其生父认领为生父之子女（《民法》第1067条）。不论任意认领、拟制认领抑或强制认领，所依据更底层者无非是"亲子血缘之存在与否".
因此，在亲子关系争执事件中，真实亲子关系之解明，有两大关键因素：
***亲子血缘关系是否得以确定；
第二法制度下当事人意思之作用程度。前者涉及的是，在亲子关系争执事件中，能否有效利用科学鉴定技术，证明亲子血缘关系之存在与否。质言之，纵使以今日科学技术之进步程度，理论上任何有争执的亲子关系都能以DNA科学鉴定之方式解明真实，然而，当事人间若不能配合进行DNA鉴定时，法院即无从依客观科学证据判断当事人间亲子关系是否存在，例如，前述案例中，伟伟纵然起诉请求齐秦认领，但若齐秦一直拒绝法院之鉴定命令时，则真实之亲子关系。
即难以依客观证据为判定。故法制上如何确保当事人间真实之亲子关系得以依科学技术解明，即属重要。另外，当事人意思之作用程度亦为影。响亲子关系之形成与消灭之关键因素，此乃法制设计上并非完全贯彻真实主义使然，盖如彻底地贯彻真实主义时，不仅客观上如有血缘关系即须成立法律上之亲子关系，甚且之力量更须主动介人，使事实上之亲子与法律上之亲子完全一致，如此不仅侵害当事人之隐私权，而且亦使负担过大，其不当自明口。换言之，立法政策上应思考的是，在尊重血缘的前提下，当事人意思作用之可选择程度到哪里。例如，婚生否认之诉之起诉权人、起诉期间之规定或者认领之诉之起诉权人、起诉期间之规定等等均为此而设。
安康亲子关系的课题，在于保护未成年子女之利益，并调和家庭和平及身份关系的安康性。近年来台湾地区家事案件骤增，然而在现行法制下，亲子关系事件的处理，均由法院民事庭依人事诉讼程序进行审理。由于民事审判采公开审理方式，当事人又可委任代理人出庭，自己不必出面，故难以期待法院针对于家庭纷争及子女利益达成妥适的裁判；甚至当事人对于实体亲子关系并无争执，但为确定真实的身份关系，却必须以人事诉讼为之，不仅造成法院的负担，亦形成当事人的讼累，徒增当事人的对立与冲突。因此，处理亲子关系事件的程序上，如何适度地介人公权力，采取调解前置主义并积极运用科学鉴定，避免当事人在法庭上公开互揭隐私，造成彼此对立的升级与仇恨，并周延保护当事人隐私及人际和平，以创造子女更佳利益，实系今日处理亲子关系事件之重要课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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